清代是中國古代藏書的鼎盛時期，無論公藏私藏都發(fā)展到了頂峰。清初皇帝對文化事業(yè)十分重視，除翰林院、國子監(jiān)有大量藏書外，內府也分別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實錄、玉牒與《大清會典》；昭仁殿專收宋、金、遼、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書均存于此。尤其為后世藏書家所追求的是“天祿琳瑯”藏書。天祿琳瑯是乾隆皇帝的藏書處，專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國年間，這些書被宣統(tǒng)挾帶出宮，有些流散到民間。這些書在宮中都進行了重新裝潢，五色織錦封面，宣綾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祿琳瑯之物的特殊處，因其在每冊書的封面和封底襯頁上都鈐上“古稀天子之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天祿琳瑯”、“天祿繼鑒”等五方玉璽，稱之為“乾隆五璽”。天祿琳瑯之書大部分都存在故宮、國家圖書館和臺灣圖書館，留在民間的已如星鳳，藏書家見之自當珍惜機會。

清代的私家藏書更是藏書史上的黃金時代，出現(xiàn)了幾百位藏書大家，如吳騫、孫星衍、汪憲、汪啟淑、鮑廷博、盧文、朱彝尊、盧址、徐乾學等。尤其的大藏書家黃丕烈，他的藏書觀點開一代風氣之先，經他手批跋之書成為后世藏書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書樓的出現(xiàn)，尤其是其藏書觀念，對后世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