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釋“古籍”的“籍”?！凹痹谶@里就是書，“古籍”是古書的雅稱。什么樣的東西才算書，殷商時龜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辭，并未構(gòu)成書。商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即所謂“金文”是王公貴族們對鑄器緣起的記述，盡管有時為了夸耀自己的功勛，文字很長，但其性質(zhì)仍和后世紀功頌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書。

中國殷商時已開始在竹木簡上寫文字，《尚書》的《多士》篇里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薄皟浴钡墓盼淖志拖駜筛鶐ё涌`了一排竹木簡，“典”則像以手持冊或?qū)苑旁趲装干厦?。但這種典冊在殷商時仍不是書，而只是詔令之類的文字，保存起來猶如后世之所謂檔案。到西周、春秋時，檔案留下來的就更多了。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yīng)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chǔ)，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chǔ)上得出的，藝術(shù)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shù)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yīng)視為善本。

通釋語義的專著剛好相反，它所釋的義并不局限于某一書，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義，而是某一詞語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義。因此，它的釋義方法就不應(yīng)隨文而釋，而要一面研究各個詞語的含義，融會貫通，給以準確的、簡明的解釋。但有些書既隨文釋義，又通釋群書，其體式介乎注疏與專著之間，如《經(jīng)黃釋文》、《讀書雜志》、《經(jīng)義述聞》、《群經(jīng)平議》、《諸子平議》等。還有一種情況，在隨文釋義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論、序錄，這種通論與序錄大部可以納入通釋語義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