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本與善本的界定，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fā)表論文指出：“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善本是凡內(nèi)容有用，流傳稀少，?？叹迹哂形奈?、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倍诶钪轮依蠋煹挠^點中認為：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善本”就是珍貴的、值錢的、罕見的傳本，這實際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義。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中國圖書事業(yè)隨社會進程發(fā)展，春秋時代圖書性質(zhì)偏向官方檔案，戰(zhàn)國時代，圖書轉(zhuǎn)成傳播知識的媒介，也開始有了私人藏書。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推行“書同文”政策，將部分私家藏書移入宮廷及政府機構后，進行焚書坑儒，是中國圖書發(fā)展的黑暗時期。

漢興，圖書事業(yè)又慢慢恢復過來。

三代以前，所用以載文者，竹木而已。載于竹者，曰簡；載于木者，曰牘；連編簡牘，則謂之策。古者，大事書之于策，小事則書之于簡牘而已。初以刀刻，繼以漆書，周宣王時，始有墨書。三代以上社會之文化，完全賴此以推進，國家之文明，亦完全賴此以保存，與后世之書籍功用正同。是簡牘者，實即當時之書也，創(chuàng)之早，行之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既以韋編，其為簡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時之所謂書籍者，仍為簡牘也。由古至周，所有書籍完全為簡為牘，故謂之為簡牘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