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算命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八字算命，它是為人們熟知和應用廣泛的算命術之一。八字算命由來已久，有人認為它產(chǎn)生于傳說的鬼谷子時代，并寫下了《鬼谷子命書》，但有不少學者認為《鬼谷子命書》是假托古人所作，實屬宋代時期的作品。關于四柱八字算命術究竟起源于何時，學術界比較統(tǒng)一的看法是兩漢時期，并推崇王充為算命術的祖師爺。
王充（公元27年—約公元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紹興上虞）人，是東漢時期的思想家、文學批評家。他是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家，他以“元氣說”為理論基石，極力反對當時興盛的讖(chèn)緯神學，批判君權神授觀念。他認為人的精神來源于人的生理結構，“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死如燈滅哪有什么鬼神之說。正是這位唯物主義先哲，在大作《論衡》中，提出了一系列算命理論，開創(chuàng)了我國八字算命的先驅。
王充提出的“初稟”說和“稟氣”說，在方法論上作了啟迪性闡發(fā)。他說：“凡人受命，早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這一說法是后人根據(jù)懷孕日定吉兇的理論源頭，也為根據(jù)出生的年月日時推算命運提供了啟迪。王充“稟氣”說認為：人稟氣厚就身強，年壽就高，反之則身體弱，必然天折等，此說為算命術中壽命長短的推斷提供了初始理論。稱此之外，王充還進一步論述了五行和十二生肖之間的生克關系，很像一物降一物的“生物鏈”理論，實際又觸及到算命的具體方法，已具有了理論和實踐的意義，并把金木水火土五氣與仁義禮智信五常有了明確的對應關系。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知識分子對天命的推崇，使算命術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晉葛洪把人的命運與天上的星宿結合起來，在《抱樸子》中說：“人之吉兇，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圣宿則圣，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卑俗炙忝杏袛?shù)不清的神煞，什么貴人、文昌、紅鸞、天喜、羊刃、劫煞、喪門、吊客，十惡大敗等，甚至有不少術士論命以神煞為主，皆為葛洪星宿理論的遺音。梁朝時的劉勰除了在文學評論上(著有《文心雕龍》)的突出貢獻外，也大談命相，認為人之命相，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兇宿則兇。這個時期，一些頗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的呼應推動，再加上外國占星術傳人中土，才為唐代算命術的大發(fā)展起了鋪墊催發(fā)作用。
唐代算命術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李虛中、曾一行，桑道茂等人，其中以李虛中的貢獻為。李虛中，字常容，唐魏郡（今河北大名）人，祖籍隴西（今甘肅隴西南），北魏侍中李沖的八世孫，貞元十一年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后授監(jiān)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只是業(yè)余愛好，并非職業(yè)算命師，但他能根據(jù)人出生年、月、日的天干、地支，推定一個人的命運，據(jù)說十分靈驗。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反對佛教，卻對天命篤信不疑，他更是在為李虛中作《墓志銘》中稱贊其“推人夭壽貴賤，百不失一二?！币环矫嬲f明李虛中精通算命之術，另一方面，經(jīng)韓愈這樣的大人物一吹捧，李虛中自然就成了算命術的開山祖師。
李虛中用人的出生年月日天干、地支算命，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所謂承前，是李虛中在總結了前人經(jīng)驗的基礎上，把零碎不成體系的算命方法，加以歸類整理，創(chuàng)造性的用人出生年月日天干、地支算命即六字算命，而且基本形成了體系。所謂啟后，是指李虛中的這種劉子算命方法，為徐子平的八字算命術的完善和成熟奠定了有力基礎。
徐子平（公元907年-960年）字居易，五代時人，他的貢獻是把李虛中年月日干支算命法演進為年月日時干支算命法即四柱八字法，這種算命法被后人乃至今天仍廣泛沿用。而后宋代徐子升根據(jù)徐子平實踐、研究成果，纂輯了重要的命學著作即《淵海子平》，此書至今為人推崇。
徐子平之后，特別是《淵海子平》的問世傳播，使四柱算命日趨流行，算命不僅僅是命理學家的事，一些名家大儒，也大都精通命理。蘇軾在《東坡志林》中也大談命運，認為本人屬于“磨蝎之命”，常受他人謗譽。的理學家朱熹也相信命運，且研究命理很有見地。元代雖然由蒙古貴族統(tǒng)治，而民間算命之風仍熾熱不衰。到了明代，算命術進人了一個新的高峰期，其主要標志是大人物的參與以及命理學著作的大量問世。開國元勛宋濂作《祿命辯》一文，對命理學淵源做了次系統(tǒng)性總結。另外，還有托名劉基的《滴天髓》，孫孝瞻的《子平真詮》，張神峰的《神峰通考》，萬民英的《三命通會》等，其中以《三命通會》影響較太。該書地總結了四柱八字術二百多年的發(fā)展歷史，且內(nèi)容豐富，選材精當，全書十二卷，體系相當嚴密，四柱至此達到了理論高峰。
至清朝算命術仍盛行不衰，社會各個層面凡婚姻、科舉、經(jīng)營等無事不算，此間的主要著作有陳素庵的《命理約言》，任鐵樵的《滴天髓闡微》，余春臺的《窮通寶鑒》等。民國以后，大軍閥、大官僚，包括蔣介石本人也大都相信命運，有關他們算命的故事也有許多。
解放后算命術、天命觀受到了嚴厲批判。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市場經(jīng)濟體制得以確立，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但同時算命術頗為盛行，各類算命書籍魚龍雜陳，信命者趨之若鶩，在發(fā)達地區(qū)更甚。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與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人類心理傾向、政治經(jīng)濟狀況等多種因素有關聯(lián)，一味地斥之為封建迷信甚至圍追堵截，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因為算命文化是從古流傳至今的一份寶貴遺產(chǎn)，有其合理的內(nèi)在因素，而關鍵在于怎樣去其精粕，取其精華，使這一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發(fā)揮其真正的作用。